7月14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公开讲话中罕见地再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所谓“印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虽然他的言辞看起来较为温和，频繁使用“合作”、“责任”等外交用语来修饰，但其实际内容却充满了挑衅性，尤其是在中国边防部署和贸易主权的问题上，显然传递了较为强硬的立场。
第一项“要求”，是敦促中国“解决剩余的边境摩擦点，撤回前线部署的部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寻求一种缓解局势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印边界对峙的根源一直在于印度一方单方面推进边界线、修建基础设施以及设置军事防线。例如，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中，印度迅速修建道路和军事设施，导致局势迅速失控。尽管中印双方通过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局部脱离接触，但并未解决问题的根本。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要求中国单方面撤军的立场，显然缺乏合理依据，也很难赢得广泛支持。
第二项“要求”则显得更加莫名其妙——印度要求中国取消所谓的“限制性贸易措施”，称这些措施对印度企业造成了“伤害”。然而，熟悉中印经贸关系的人知道，所谓的“限制性措施”主要涉及的是稀土、电子零部件等关键领域。而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国际义务作出的合理调整。例如，中国近几年加强了对稀土资源的管控，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原材料的出口限制。这并不是针对印度，而是针对全球范围的统一政策。印度将此解读为“报复”纯粹是一种政治化的解读，显然站不住脚。
展开剩余69%至于第三项要求，印度呼吁“实现边界最终解决”，这无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政治口号。鉴于中印两国尚未划定明确边界，且历史争议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贸然推动“边界终结方案”显然显得过于急功近。尤其是在印度在实际控制线（LAC）一带不断扩展势力的背景下，要求中方接受以印度的定义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整体来看，印度似乎希望通过设置种种前提条件，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这一策略很容易陷入“边对抗、边谈判”的恶性循环。显然，北京方面已经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未急于对苏杰生的讲话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一贯的表态是：希望印度与中方“相向而行”，但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会做出妥协。
事实上，在苏杰生发言之前的两个月间，印度军方已在边境地区进行至少三次“战备部署”，其中包括在拉达克地区新建设的高原雷达站、快速巡逻公路和前沿营地。与此同时，印度还批准了一项针对“边境特种部队”的扩编计划，这无疑是将更多资源集中到中印边界的前沿阵地上。
不仅如此，印度的贸易政策也愈加具有针对性。今年以来，印度先后对中国制造的新能源产品、通信设备和光伏组件加征了额外关税，并且实施了技术准入审查。这些措施对中国产品的打击逐渐加大。而印度国内的许多电子企业和汽车企业本就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支撑，随着政策限制的升级，许多企业也开始感到进退维谷，纷纷发声抱怨。
在这种背景下，苏杰生一方面高调要求中国“取消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又默许国内对华贸易的打压，这种双重标准让外界不禁提出疑问：印度政府究竟希望构建怎样的“正常化关系”？这正是“典型的双轨操作”，如一位中国外交学者所指出的：“一方面通过军方持续施压，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场合上摆出一副对话姿态，以向西方盟友证明自己是一个理性的‘负责任大国’。然而，最终这种虚伪的姿态几乎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中印关系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一方面，两国在经济领域存在高度互补的需求；另一方面，双方在安全领域的警惕性也异常高。如果继续陷入“你退一步，我进两步”的博弈模式，最终只会导致“冷对抗”的困局。而如果印度真心希望“正常化”双边关系，它应当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对话，不将边境问题政治化、舆论化，而是要以务实和理性的态度面对，避免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对于两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回归理性才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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